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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秦朝“说客”这个行业为什么那么多人从职?

时间:2022-04-04 17:18:04人气:作者:常识君

  中国自古以来的很多君王都很看重士的地位与作用,对他们谦恭有加,例如文王重视吕尚,在他的帮助下得到天下;桓公重用管仲,因此称霸诸侯。士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群体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先秦时期的“说客”为何是当时最火爆的职业?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先秦时期士人游说活动繁盛,很多士人加入游说者的行列,这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是紧密关联的,当时社会制度的变迁、社会局势的变化都为士人从事游说活动提供了条件。

  关于士的起源问题,顾颉刚认为士起源于武士,认为文士由武士转化而来,西周社会实行宗法分封制,社会上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一个地位逐渐降低的等级序列,他们共同组成了贵族统治阶级,士是统治集团的最末等,他们主要从事军事活动。

  杨宽也认为士最初指的是武士,他认为古代称老师为“夫子”是因为古代军队称千夫长、百夫长等各级军官为“夫子”。而在余英时看来,中国古代的士是文武并包的,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迁逐渐演变成了后来作为知识分子的士。

  针对士的起源问题的观点不一,但是这些学者的观点中有一个共识,即均认为士最初是统治集团的一个等级,他们世代有固定不变的身份,这种不变的社会地位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被动摇。

  封建制度在西周时比较稳定,但是随着各个诸侯国实力的增强,周天子和各诸侯的力量发生变化,周天子对各诸侯国的统治能力下降,号令发布后不能实行,到了周幽王时期,周天子已经没有了天下共主的威望。

  随着周平王东迁,社会发展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此时,周天子已经是徒有虚名了,一些比较强大的诸侯国想要取周天子而代之,各国为了成为霸主,纷纷进行政治改革,这一系列的改革促使并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到了春秋晚期尤其是到了战国时期这种封建制度已经崩溃,世卿世禄制度也己解体,贵族和平民之间森严的等级被打破,致使一些原本不是贵族的人有机会担任职务,平民有机会进入士的行列。

  二是来源于庶民,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土地制度的变革,土地逐渐私有化,这些得到土地的农民慢慢富有,同时随着私学的发展,自家子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进入士的行列。另外还有一些通过经商富裕起来的庶民也把孩子送去接受教育,成为了士。

  三是跟随贤人学习的下层人,通过受教育成为士,例如孔子的弟子、墨子的弟子等,他们均是通过跟随圣贤学习成功地成为士人或者是士的后备力量。

  综上可见,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士逐渐从贵族阶层演变成没有宗姓氏族限制的普通的知识分子阶层,不再以血缘的亲疏来决定身份的高低。

  西周时期推崇“天命”理论,“强调王权的合法性和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皆来自‘天命’,即‘王权’须靠‘神权’来保证。”到了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周王朝失去“天下共主”的权利,礼崩乐坏,这种天命神权思想也被动摇,“重民轻神”的思想开始出现,各国均把民意看作是与国家兴亡密切相关的因素,所以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论断。

  正是由于此时神权思想的淡薄,导致学术思想渐渐地脱离神权思想的领域,摆脱神权思想束缚的人们纷纷提出自己的思想观念,因此也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繁荣。

  由于思想的解放和私学的发展,社会上有知识和声望的人相继开始聚众讲学和著书立说,通过讲学和著书来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学派逐渐建立起來,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阐述建国策略和哲学理论,开创了“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各家之间相互批判又相互影响,在丰富学术思想的同时也为从事游说的士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游说内容。

  但在西方社会中,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一书被社会公认为第一部科学、系统的修辞学著作,该书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说服学观点,可以说是现代说服学奠基之作,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明确地告诉读者修辞是什么,即“在每一事例上发现说服方式的能力”,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就是说服的能力或者是说服术,从定义来看,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即说服术。他在书中提到说服时要想被别人信服,演说者即说服传播者要有见识、美德和好意这三种品质,也就是说说服者要有广阔的知识面和宽阔的眼界,传达的信息要让被说服者觉得有说服力,同时说服者也要具有较高的个人品质,也就是要有良好的信誉,不会因个人道德品质问题使被说服者产生怀疑。

  关于中国的说服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多国林立,各国君王均想获得称王称霸的地位,因此各国君主纷纷招揽人才,因此先秦时期的许多士人纷纷从事说服活动,促进了中国说服活动的发展。

  综上所述,官学下移、私学兴起为庶民提供了接受教育进入士阶层的机会,封建制度的瓦解、中央集权政治的出现为身为知识分子的士人提供了进入权利阶层的机会,士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运用游说的方法向各国君主展示自己的政见和才华,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瓦解、中央集权政治产生、官学下移、私学兴起均为士人进行游说活动提供了机会,促进了游说活动现象的产生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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